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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晋川，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省人民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同时兼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经济系统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华外国经济学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经济学会会长。

 

 

        2015年5月24日，浙江大学——长汇财富●思享汇“新常态下的投资新机遇”主题论坛上，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教授的《宏观经济形势与投资机遇》主题演讲，高屋建瓴，挥洒自如，幽默风趣，霸气侧漏，尽显大家风范。犹如登峰造极的武林高手，蕴高深武学于平淡招式间，一言一行都透露极高修为，谈笑间真知灼见令人深省，似乎被打通了任督二脉，豁然开朗，幡然顿悟。

        为什么他在股市会立于不败之地？阿里巴巴成功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滴滴快的到底动了谁的蛋糕？“互联网+”和“+互联网”到底区别在哪里？未来企业发展最大的机会在哪里？

        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分享下不容错过的史院长演讲现场实录：

        史晋川：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在大学教了31年书的学院经济学家，学院经济学家演讲一定没有财经评论人士或者财经作家讲得好，我没有这样的口才和文采。更令大家失望的是我没炒过股票，虽然我做了31年的研究，我还兼着浙江省和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的院长，但我从来没有炒过股票，所以我也可以很自豪的说，我在股市上从来没有输过。

 

        今天的演讲是叫长汇财富“思享汇”，我知道除了我的演讲之外，还有张总、刘总、杨总的演讲，我们的分工很明确，我负责“思”，他们三位负责“享”，所以我只是负责思。刚才叶宏伟说，我在四校合并之后，1998年到2004年是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就是张荣祥现在的职务。张荣祥现在是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我已经不是党委书记了，所以他说听党的话，跟党走，我已经不是党委书记，你们尽量不要听我的话，也不要跟我走，否则如果出现投资风险，概不负责。

 

    今天题目讲的是宏观经济，想讲两个问题，一个是机遇问题，一个是政策问题。

 

“企业创新可以借鉴毛主席的建设革命根据地的思路——在结合部找突破口。”

从现实的经济活动上来看，128万亿的M2，都把股市看作新机遇，钱都那里去了，所以看什么是机遇，就看钱投到什么地方去了，钱去的比较多的领域一定是大家认为的机遇。刚才张董事长讲了，现在是新常态，新常态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增长动力在进行转变，就是从过去的要素驱动或者叫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创新驱动，也就是要靠广义的科学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

 

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在发展动力结构转换、发展模式转换的过程中，新常态下有怎样的新发展机遇，或者换一个角度说，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创新才能给发展带来更多新的机遇？

 

创新活动是非常丰富多彩的，方方面面都有。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技术创新，然后是商业模式创新，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制度创新，也就是党的文件里面讲的全面深化改革，或者习总书记、李克强总理讲的“改革的红利”。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制度创新，这是创新驱动当中三个最重要、最基本的创新领域。

 

但是，也可以很实事求是地讲，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国民素质和科技力量，要做带有原创性、非常重要的技术创新，坦率讲，现在一下子还不可能。那些创新是乔布斯在做，比尔·盖茨在做。那种原始的、牵一发动全身的创新，对我们来说是困难。即使在人家基础上做改进的创新，中国目前也是不容易的。我不太懂商业模式的创新，现在互联网+加出来的都是商业模式的创新，但真正重要的商业模式创新，在我看来，中国人做了，中国的企业家做了，但也是很难的。制度创新就更难了，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尤其是大的制度创新，基本上是党和政府有最后的决定权，当然老百姓也可以做，但也很困难。

 

那么，大家肯定会说“史老师，你说技术创新很难，商业创新很难，制度创新很难，那怎么办呢？”对企业来讲，我们可以借鉴——七十年前，共产党在做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武装斗争时候的思路，打南昌打不下来，打长沙打不下来，湖南搞不定，江西也搞不定，到哪里去呢？到湖南和江西的湘赣边界，这就是“井冈山”，不同地方的结合部地方往往可以找到突破口。最早的革命根据地就在井冈山。所以，在不同东西的结合部上往往可以找到突破口，打仗也是这样，打结合部往往可以突出重围。

 

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在寻找什么样的创新、什么样的创新方式可以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我个人理解，不一定对，供大家参考，我想对制度创新具有相当冲击力或者直接冲击力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在中国可能可以带来很大的发展机遇。也就是说，不是单纯的技术创新，也是不单纯的商业模式创新，而是这种技术创新、这种商业模式创新带来了对制度的直接冲击，带来了制度创新。所以，机会可能是在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与制度创新的结合部。

 

“阿里巴巴的成功是一种结合部上的成功，通过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突破现有制度。”

 

这样讲很抽象，可以举一个例子：马云的阿里巴巴、淘宝、天猫。去年9月底，在香港有一个关于这方面的会议，香港金融管理局邀请我去参加，阿里巴巴也有相应负责的同志去参加。我在会场提出一个观点，当然，我在去年年底民营经济高峰论坛上也向阿里巴巴的党委书记直接讲了这个观点：我说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像淘宝、天猫这样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仔细想想，它有技术创新吗？

 

从原创性意义上来讲，几乎没有什么技术创新。这样类似的电子商务平台，在美国、欧洲早就有了。从商业模式来讲，它有没有？它有一定的商业模式创新，适合中国的国情，做了商业的改进，但这样的模式在美国早就有了。所以，阿里巴巴既没有技术创新也没有商业模式的创新，它是把国外现有的电子商务技术、互联网技术、电子商务的交易平台搬到中国来，建了淘宝，建了天猫。

 

但它为什么成功呢？是因为它搬来的这些创新，它搬来的商业模式创新，对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形成了直接的冲击。它在线上构建了一个最类似于自由竞争市场的市场，淘宝、天猫几百万的买家在上面开店，看一下这些店家的年龄结构，很多80后、90后，80后、90后是独生子女的一代，这些小朋友在做电子商务，在淘宝、天猫上开店。如果让他在线下开实体店和线上有什么差异呢？

 

在线上，不需要看工商的脸色，不需要看税务的脸色，不需要看城管的脸色，不需要看政府等等部门的脸色。这些小朋友如果开一个线下实体店，要他看工商、税务的脸色，他宁可不赚这个钱，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从来没给他看过这些脸色，他宁愿不赚这个钱也不要看这些脸色。所以，道理很简单，他在线上不用看这些人的脸色。

 

也就是说，中国的商品交易、劳务等等交易，这些交易在线上线下制度环境差异非常大，在线下是一个时时刻刻会受到政府不必要干预的市场，在线上是市场归市场，政府归政府。在线上，至少淘宝、天猫刚起来的时候，政府还不知道是什么，是虚拟世界，他们来不及管，也不知道怎么管。

 

所以，在线上就有一个受到政府不必要干预最少的市场，也就是我们讲的最接近自由竞争的市场。是这个市场环境吸引了80后、90后，当然还有很多70后，千千万万的年轻人在线上开店、买东西。道理很简单，淘宝、天猫的成功，阿里巴巴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它引进了新的互联网技术，引进了新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的商业模式，但是它的成功不仅仅是引进，而是用这种引进冲击了现有的制度。在制度上做了改进，在制度上有所创新，这是它最成功的。

 

我们看到电子商务在中国比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好，同时我们要冷静反思一下，它为什么在欧洲、在美国没有那么好？请注意，他们在线上线下的交易环境大致是相同的，没有像中国线上线下交易的制度落差那么大，这种落差给了中国电子商务十几年中非常大的发展空间，这个发展空间就是突破了制度而带来的发展空间。所以，我认为阿里巴巴的成功是一种结合部上的成功，它用了新的技术，新的商业模式，突破现有制度，获得了更好的发展空间。

 

 

“政府有关部门对嘀嘀、快的、优步苦大仇深的样子，就知道这些东西对制度形成了直接的冲击。”

大家现在还在经历的事就是嘀嘀、快的、优步这样的打车软件。这些东西哪里来的？不就是美国来的吗？我们拿来，但它引来消费者的巨大反应，从正面反应可以看出，需求方面没有问题，符合老百姓的需求。但看看各个地方的反应，尤其是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等各个城市地方政府的有关部门对它的限制等等，并不是完全不合理，有它的合理之处。但是看到这些政府有关部门对嘀嘀、快的、优步苦大仇深的样子，就知道这东西对制度形成了直接的冲击。

 

因为中国的出租车市场，在二十多年来，发展都是在政府管控下，是行政许可，是政府发放牌照，而且牌照价格越来越贵，很多地方都被相关为数不多的公司控制，即使是私人控制，也跟公司一样变成了一个垄断者。有的地方已经连续十几年没有增加过出租车投放数量，这个行业完全变成政府有关部门和出租车公司或者个人拥有者形成的具有公司垄断利益捆绑在一起的行业。

 

所以，嘀嘀、快的、优步的出现不是新的商业技术，也不是新的商业模式，它对现有的制度形成了直接的冲击。这个冲击会带来制度的创新，会带来制度的变革。而这种制度创新、制度变革的背后，是这个行业巨大的发展空间，已经有人在做这些事情了。

 

阿里巴巴的支付宝到余额宝完全是这样的，余额宝的出现也是引进了一种技术，同时带有自己一定的商业模式创新，但最根本是冲击了中国传统银行业的垄断，由此带来了银行业的变革。所以，支付宝到余额宝，到现在的网上银行，由于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所带来的制度变革和创新，带来了金融业巨大的发展空间，而且是跟互联网有关的金融业发展空间。

 

“我们现在做的大量事情都是‘+互联网’，但我们的目标是要做‘互联网+’。”

 

   现在最热的一个词是李克强总理说的“互联网+”，我不是互联网专家，但现实中“+互联网”和“互联网+”还是不一样，我们在做的大量事情是“+互联网”。要做到我心目中的“互联网+”是很难的，这是具有原创意义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

 

银行日常经营运用了互联网，是“+互联网”，但马云的天猫、淘宝，是和互联网结合在一起，通过在这些电子商务平台上巨大交易数据，包括资金来往的数据收集所形成的巨大数字资源，然后通过这些数字资源的处理，把它变成企业有用的信息，然后再开发出对小微企业、对个人贷款审计审查或者发放的金融模式，这个叫“互联网+”，前面那种叫“+互联网”。所以我个人认为，现在大量在做的工作是“+互联网”，但我们的目标是要做“互联网+”。

 

在浙江省“十三五”规划当中，尤其是针对杭州市的“十三五”规划，我们有一份总体思路的稿子给省委省政府。其中，我提出了一个口号，我想他们应该会采纳，就是杭州市在“十三五”期间要打造“互联网+”国际领袖企业，建设“互联网+”国际引领城市。如果这个战略真的被省委省政府、杭州市委市政府采纳的话，到浙江投资的企业会发现将会有很多的商机与机遇。

 

 

“李克强的政策和温家宝的政策是不一样，政策重心转向有效供给，不会轻易打开货币政策这个闸门。”

文交协的成立也给南京文交所注入新活力！作为行业的领军企业，南京文交所政策法规做后盾，公平公正公开为原则，无疑是实力和权威性的体现，承担行业先锋责任义不容辞！南京文交所依托全国文化资源，集文化产权交易、文化投融资服务、文化企业孵化、文化产业信息发布为一体的专业化综合性服务平台。在品牌号召力、日交易量、网络访问量、市场影响力、行业知名度、产品创新能力均遥遥领先。 总裁周军认为，“金融对接文化，资本助推产业”的核心任务和“两度两量”的基本要素是关键，南京文交所采用的商业模式是极具创新性的，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就是“互联网+文化+科技+金融”。具体表现为：对一切有投资价值的文化企业、文化产品、文化资源，设计成投资者需要的产品在南京文交所一级市场挂牌和二级市场交易；利用科技手段开发的交易平台通过互联网技术使文化产品和金融资本直接对接的创新交易业务，推动文化实体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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